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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报:青年教师职称评定之痛

稿件来源: 职称考评   撰稿作者: 网上整理   发表日期: 2012-8-28   阅读次数: 123   查看权限: 游客查看

职称考试评审参考资料

中国科学报:青年教师职称评定之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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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着职称晋升与学术良知,近期的中国高校学术圈并不平静。
教育专家认为,当前的职称评定标准除了行政化的问题,还体现在高度的简单化。如果不改变行政化的大环境,在目前的体制下,只能从道德角度强调行政人员、学术人员自律。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湖南高校职称评委开房收钱,被称为“已是公开的秘密”。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谌洪果对媒体表态:“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。”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江南,专注教学忽略科研,被学院停止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。
想要晋升,不少人就要蹚利益这片浑水;想要专注,一些人又要被标准驱除。如何处理“锦绣前程”与“内心坚守”,一些年轻的高校教师“被陷入”尴尬境地。
论文看口袋,课题看人情,职称看运气
“论文看口袋,课题看人情,职称看运气”,安徽一家省级院校讲师夏言的一句顺口溜,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青年教师评职称的辛酸。
“可不是嘛,论文的版面费触目惊心。”辽宁某“211工程”高校讲师李青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,一位朋友为了评职称,在社科院一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光版面费就花去了2万元,“这还是认识里头的人,不然还不给发”。
花钱,还不是让夏言最纠心的问题。“论文投稿与职称挂钩,核心期刊一看论文署名处是讲师,不管质量好坏,直接就搁到一边。”夏言坦言,身边同事发论文常遇到这个问题。
而让李青“最痛苦的事”是课题怎样也申请不下来。“我工作后申请了五六次课题,每年申请两三次,均未成功,甚至在学校这关就过不去。”
曾有一段时间,李青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水平。但是,“我不敢说我的课题比同事们的好,但他们的并不比我的好”。懊恼之际,她请教了一个外专业的审核人,对方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样一个情况——“我还不清楚次日要去担任课题评审组的评委,可当晚就有很多人打电话来拜托投票”。
博士并非就读于该校,且与学校学术圈里的人不熟识。李青叹言:“课题这关,我是过不去了。”
北京某市属高校讲师方李告诉记者,评职称难的趋势,已开始向下蔓延。去年,他的两位同事各项条件齐全,但受到名额限制,连讲师也没评上。“这在过去,或是在一些‘211工程’、‘985工程’高校不可能发生的。”
方李本人也具备了申请副教授的资格,当记者问到今年是否有申请,方李哈哈大笑,说:“没有。这是不可能的,我们学校都是快到40岁才能评上副教授。”记者追问原因,方李说:“没有为什么,这就是惯例。我们有年轻同事今年申请,但是大家都觉得他评不上,也许他只是在碰运气。”
被赶进角落里的教学质量
上午刚上完4节课,下午马上要参加学生活动,晚上就得写出活动总结。李青像一个陀螺,一天到晚忙得很无奈。她一个星期要上20节课,还要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备课。教改后需要备课、做教案的新课,学校里的一些活动,像她这样的年轻老师就必须上。
李青忙碌的原因并不复杂。一节课几十块钱,一个课题几十万元,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们,一旦有了课题资源,大多不愿意上课。
她所在的大学评职称,主要考查论文、课题、教学质量、课时量。四者缺一不可,各自权重为25%。如果科研好,学校还有破格的机制。但是,她从未听说过,哪位老师教学好,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、教授。
据她介绍,在教学指标上学校主要参考课时量、督导团及同行评价。课时量有一个基本要求,会参考教学对象、基础课程。教学督导团由退休的老教师组成,听课后打分。此外,再由一位同事进行打分。
“课时量是比较好操作的。”李青解释,教授没时间上课,依然把名字上报到教务处,然后请不差课时的年轻老师来上,或是商量商量“今年你替我上,明年我替你上”。同事之间的评价,攸关彼此利益和人情,自然分数不会低。换而言之,真正有意义的仅为分值占教学质量20%左右的督导团评分。
与李青所在的大学大同小异,方李学校多了一项学生评分。该校大三学生小周告诉记者,得分最高的老师,往往是跟同学关系最好的老师,“教学质量如何还真不好说”。
在教师考核上,一些高校并没有明确划分教学型、教学科研型岗位,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老师被自动归类为教学科研型,甚至在一些以“教学型”为主的地方院校,在职称评定问题上仍然对科研设高门槛。
“都做科研去了,教学质量怎么保证?”私底下,夏言和同事们都有这样的疑问。
评聘分开不是治本的办法
评上教授、副教授后,不思进取者依然大有人在。
原则上来说,李青作为讲师,不具备给研究生上课的资格,“但是教授不去上课,只能让我去”。即便一些教授去上课,一年也只是象征性地上一门课,并且没花多少心思去更新教案。“这个现象在高校里很普遍”。
方李告诉记者,自己所在院校岗位每三年一聘,如完不成任务,来年只能聘更差的岗位。“虽然设有条框,但所定标准并不高,接近100%的人都能完成。”
在他的印象中,只有一名教师因科研不足,被调离至学校特设的一个实验室岗位。“我所理解的‘聘’是‘评’完之后大家择优竞争上岗,但是在学校领导看来不可以。”
在中国高校职称评聘结合的大环境下,评聘分离被视为一种“更科学”的办法,但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?
“评聘分开、高职低聘都是行政化的产物。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打了一个比方,在现行的体制下,评职称让一个人战斗了一回合,聘岗位又得让这个人战斗另一回合。
“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,它都是对评审制度的一种讽刺。有了职称评审制度,再去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,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?”别敦荣说。
他解释道,评聘分开实质是设置了两道行政程序,而后面的一道程序似乎是用来纠正前一道程序的弊端。“在人治体制下,如果评还有所谓的标准,那么聘并非以标准衡量,聘的标准是有什么岗聘什么人,这在很大程度上又给行政提供了‘寻租’的机会,逼得教师们去公关、走关系,而且这次公关很明显就是对本校领导。”
别敦荣认为,如果不改变行政化的大环境,在目前的体制下,只能从道德角度强调行政人员、学术人员自律。
职称评定的“理想国”
工作年限用手指就可以数出来,课时量仅体现上课数量,发论文只看数量、刊物级别,搞科研只看课题级别、获奖情况。
“所有的标准都是行政标准,并不能与质量相对应。”别敦荣说,“说句不好听的,参照这些指标,学会加减法的小学生就能判断谁能评上教授。”
“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,必须让职称评定回归本位。”这不只是别敦荣的声音,也是中国教育专家、高校教师共同的呼声。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,要实现职称评定合理化,首先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年薪制。推行“学术自治、教授治校”,对于教师的评价、考核这类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,应由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,行政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。纵使获得千万元的课题,科研提成也应有所限制,规定教师年收入不得超过确定的年薪额,不可以创收无止境。从而避免教师受绩效考核而急功近利,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,重视科研而怠慢教学。
别敦荣对此表示赞同,在他看来,学术权力如回归到学校,学校应该拿出空余岗位,面向社会公开招聘,本校、外校教师参加竞争必须一视同仁,“从而在优胜劣汰中保障优中选优,而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”。
“当前的职称评定标准除了行政化的问题,还体现在高度的简单化。”别敦荣说,“学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,高度简单化带来的问题是每个人看似都有评判教授的权力,而且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判断谁能当教授。”
他解释说,学术领域最重要的是同领域专家的评定,而如今的学术评审多是非同行评审,职称评审的材料送到参评专家手中,往往只有一两位专家了解该领域,因此只好看谁的影响因子高让谁上,而忽略了学术实际的水平。“应该选择最能代表申请人学术水平的作品,让同行专家去判断。”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2-05-30 B1 大学周刊)

关键词: 职称,考试,评审,资讯   编辑时间: 2013-8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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